“这会是我梦寐以求的项目”

我们是如何请到Frank Gehry为UTS设计“纸袋楼”的？

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请求时，世界上也许是最著名的建筑师给出的回答是：“我愿意试试。这将是我梦寐以求的项目。”他说。

随着Frank Gehry逝世的消息传来，享年96岁，如今回想他曾短暂出现在悉尼，竟有些不真实。但他的遗产仍以砖、玻璃和钢的形式留在我们城市里——那就是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大楼，人们更熟知的名字是“纸袋楼”（paper bag building）。

2009年，我刚被任命为院长，做着任期开始时大多数院长都会做的事：与教职工、学生和合作伙伴一起探讨一所非常务实的主流商学院的新愿景与战略。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设计思维团队Second Road的协助。

我们希望走在时代前沿，不仅让学生为现有岗位做好准备，更要为未来的工作与机遇做好准备。除了专业知识外，这还需要跨界能力，包括创造性与分析性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企业家精神。

随着学院空间不足，我们获得了学校支持，在Ultimo区原“乳品厂仓库”旧址建设一座新楼。但这不能只是普通的新楼，更不能是又一个功能性“方盒子”。它必须能体现我们对于商科教育的愿景。

Gehry是显而易见的候选人，但我们该如何找到他？

恰好，Second Road的一位顾问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曾和他有过交集。于是她给他打了电话并分享了我们的计划。

Gehry问道：“他们是认真的吗？让院长把他的战略发给我。”

Gehry被吸引了。此前，外界对他作品的关注，大多局限于浮夸亮眼的外观设计，却忽略了其背后的设计理念，这早已让他心生倦意。但在UTS，他找到了一位与他一样追求教育的鼓舞性与变革性愿景的客户。

几周之后，他便飞到悉尼来“考察我们”。我们安排了一次海港巡游，让他欣赏城市天际线，同行的还有另一位普利兹克奖得主Glenn Murcutt和建筑师Penny Seidler。

Gehry指着天际线说：“它太乏味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天，他按照自己在每个新项目开始时的惯例问我们：“带我去看看你们最喜欢的建筑。”

除了悉尼歌剧院和一些Seidler的作品，面对悉尼并不出彩的现代主义建筑，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在那时，似乎由于拥有壮丽的海港背景，城市也无需多费心思。

我选择展示Richard Johnston设计的几座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塔楼，以及Renzo Piano的曙光大厦（Aurora Place），那半透明的“帆”仿佛在呼应海港。

“这和Renzo在柏林做的那一个一样。我从不重复做同一栋建筑。”Gehry说。

我们开始明白是什么驱动Gehry，不是我们试图模仿的国际风格，而是麦格理大街（Macquarie Street）和马丁巷（Martin Place）那些砂岩建筑的城市故事。

“悉尼的城市灵魂，就蕴藏在这些砖石砌成的城市肌理之中。”

Gehry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他曾在1979年来悉尼考察歌剧院，并在当时的新南威尔士科技学院（即UTS前身）的新粗野主义塔楼里做过讲座。而这一次，他是来完成他在南半球的第一项、也是唯一一项作品。

Gehry的独特方式，是从内部空间功能开始“由内往外设计”，并与使用者对话：“你们希望如何与彼此、与学生、与社区合作？”

他的大部分设计过程依赖草图、模型，以及设计软件。在他看来，设计就像 “流动的液体，直到我们赋予它凝固成型的形态”。

他为我们的大楼画的草图，将其设想成一座“树屋”，建筑的核心是供人交流互动的公共空间（如同树干），由此延伸出多个分支空间，用于开展协作式研究与教学活动。

他发来短信说：“这真是个棘手的项目，一栋商学院大楼，不像博物馆或音乐厅那么性感。但我们喜欢它。把它想成树屋是在你们面前当场冒出来的想法，并非刻意设计。但事后回想，这个隐喻很贴切。它是一种成长、学习的有机体，有许多思想的枝干，有些牢固，有些短暂而细腻。”

2015年“纸袋楼”开幕时，Gehry与当时的UTS商学院院长Roy Green拥抱的照片仍历历在目。

人们常误解Gehry的方式，觉得它随意、不够严谨。十年前开幕时，我不得不回应。事实是，这栋大楼不仅如期完工、未超预算，更为悉尼的建筑版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奋勇前行。

作者：Roy Green

文章首次刊登于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